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

清末到民国时期
        孔子言论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尤其是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可谓现世之见孔子之真者。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批林批孔运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提及“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至1974年，中国大陆发起“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流于外在形式，没有做真正的内在革新，黎鸣因此说到：“毛泽东事实上还在继续继承孔丘及其儒家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还在继续坚持孔丘及其儒家所倡导的说谎的“文化”和禁言的“政治”。”
        中国大陆各地的孔庙的文物古迹因此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连孔子墓亦被炸开，“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砸断，庙碑、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捣毁。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孔者辱称孔子为孔老二；明代之后衍圣公的坟墓全部被破坏，甚至有人将掘出的尸体挂于树上[30]。并有诋毁孔子的著作，例如《孔老二罪恶的一生》[31]传世。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天安门竖孔子像
        总高9.5米的孔子像于2011年1月11日竖立在天安门以东的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但是第99天孔子像被悄悄移走，不知去向。外国媒体多认为官方想重建中国社会秩序，标志着中国人对孔子的一次重要反省。中国大陆部分左倾网站网民对此事件持反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