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月】五四启蒙意识与当代中国的大学精神
五四运动是上世纪初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大学是与政治相对疏离的一种文化、教育机制。本来“五四运动”与大学机制之间不一定要有什么必然联系，然而，在今时今日的中国，在特定的话语、符号体系和意识形态背景之下，这二者之间被赋予了一种近似必然的联系，表现在：首先，作为被官方认可并尊崇的一个历史事件、一次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发生的日子被定为中国青年的节日，高教系统每年都要组织庆祝或纪念“五四运动”，各大学每年也都要例行公务般地学习五四精神；其次，官方所勘定之五四精神，即“进步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成为政府调适大学精神走向的一个定音（校准）器，因而也成为许多大学制定校训的标准素材；比如当年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学，近年来将其校训定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不过以上只能算是“五四运动”与当代中国大学的皮毛关系。在深层，“五四运动”、五四精神与中国大学的精神传统之间，倒确实存在着深刻而纠结的联系。以启蒙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既是由中国早期大学中思想启蒙、精神独立所孕育而出，又是中国当代及未来大学要保持精神活力所须臾不可或缺少。这种联系首先是因为时空的几近同步——中国早期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基本都成立于“五四运动”前夕；“五四运动”发生及后来波及的城市，也正是这些大学所在的城市。其次是主体的一致——“五四运动”的主体，正是早期中国现代大学的学生。其三是精神的同源——中国早期现代大学的启蒙意识，成为了“五四运动”的核心精神；正是在当时风行于大学校园的启蒙精神、个性解放的召唤下，才有“五四运动”中学子的主体性意识勃兴和家国责任的担当意识炽烈，才为这一运动的生发提供了先决条件。
何以说启蒙意识是“五四运动”的精神核心？是因为启蒙意识唤醒了那一代国人的个体主体性，因而能够激发他们勇于承担其挽救民族于危亡的历史责任。五四精神中固然还有民主、科学、爱国等重要元素，但没有启蒙意识所激发的个人主体性以及相应的权利、责任等现代意识，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五四运动”中“公民问责”式的斗争形态，因为此时毕竟离“公车上书”的年代并不久远。可以说，正是启蒙意识，将积重难返的“臣民心态”，扭转到了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
中国早期现代大学是在国家面临深重的内忧外患之际成立。这样，中国的大学机制从甫一建立，就面临着两大任务：其一是如何为民族、国家的现实服务，如何挽救国家于危亡以及如何富国强民；其二是如何为民族、国家的文化服务，如何建构新的民族国家文化以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启蒙意识之下，对于这两个重大命题，那一代的知识人发起了“五四运动”以抵抗列强侵略，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以涤荡旧文化对于国家社会发展之制约、以迎接科学、民主等新的文化。没有启蒙意识的引导，这样的大破大立，是不可想象的。以大学教师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阶层，一方面血脉里接续了传统士人“士志于道”“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又在启蒙意识的引导下具有了独立的公民意识，并将家国责任意识与世界的先进文明成果相接洽，引进、弘扬了民主、自由、平等、独立等现代社会价值理念，使其风行于早期的大学校园，五四时期青年学子独立、自由、自强的精神气魄得以塑造。正是因为有这样内在精神气魄的悄然转化，知识阶层传统上就有的国家社稷、生民百姓之关注，才与现代价值理念激撞之下塑造了那一代人的自由精神和行动能力，因此才有会有“五四运动”这一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之诞生。
应该说，“五四运动”的精神，源于当年中国大学师生的精神内涵，又铸造了中国大学的精神传统；这就是五四精神与中国的大学精神之间的深刻联系。五四精神与中国大学的精神传统中，最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就是这种能够将民族、国家由前现代带至现代的启蒙意识[1]。启蒙意识，也就成为理解“五四运动”和重构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的一个维度、一个标尺。
经过近百年的变迁，五四精神被诠释再诠释，却失落了其神采和精华[2]；而今日的大学校园，经受着商业社会的洗礼与行政力量的钳制，象牙塔已然倒掉、沦落为没有多少精神追求的凡俗之地。90年过去了，当年作为“五四运动”之精神源头的中国大学，在某个高度的精神层面上已经相当的枯萎凋零了。
“五四运动”作为历史事件，早已定格；没有定格的，是对其细节的剪裁与有所选择的复述，以及对其的一种意指不清、逻辑含混但却实用主义式的象征性符号化。与此同时，大学机制作为现代社会极其重要的一个结构性元素，继续存在、起落与表面化繁荣；至于精神的层面呢？则是日复一日地与五四精神渐行渐远、与启蒙意识分道扬镳。今日的大学，奢谈引领社会文化，就连过滤社会文化的底线作用也几近丧失，其精神在社会风向的熏蒸中日渐沉醉，在行政管制的束缚下渐趋干瘪。五四时期充实丰盈灵魂的中国大学精神，在90年来的风雨中时断时续、如缕不绝，到如今似乎只留余音在耳了。
“五四运动”90周年刚刚过去。本文意图在五四前后所形成的中国大学的精神传统之下，以这面历史之镜来反观今日大学精神的缺失，来看清当代中国大学精神重建之方向。
一、 启蒙
中国广大民众主体意识的开始觉醒，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思想标志。风起于青萍之末，主体意识的早期宣扬、崇尚的风气，正发端于以当年国立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之中。
1916年3月，曾参加过反清组织“光复会”、后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蔡元培先生，在缷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一职两年后，被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委任为北京大学校长，从此开风气之先，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将当年的北京大学打造成一个思想激荡、人才辈出的启蒙熔炉，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奠定了精神基调。
思想自由，对于刚从千年帝制下走出来的老大中国，是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华民族煌煌几千年的历史，除去中间极少数的时间片断，基本上都是思想不自由的时代。千余年来，皇帝轮流当，朝代换来换去，不变的是思想控制的体制——民众都是没有思想能力的群氓，皇帝的江山才坐得安宁。对一个人最完全的控制，就是对其思想的控制，这个方面的杰出成就，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得以延续千年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思想之自由，才能够达致精神之独立、人格之独立、主体性之发育；鼓动了三年后之“五四运动”的启蒙意识，就此在北大落地生根、发芽开花。
兼容并包，是思想自由的一个逻辑必然——每个人都有思想能力，每个人的思想都不一定相同，那么只有兼容并包才能将满清遗老（辜鸿鸣等）、革命先锋（陈独秀等）、社群主义者（梁漱溟等）以及其他各色人材，共同网罗进北京大学校园之内。遥想当时的北大学生是何等之幸！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之下，何虑出不了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顾颉纲等优秀才俊！就连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也正是在当年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期间，得以结识当时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受后者的影响，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救国、建国的道路。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原则，当年的北大校园里客观造就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现代价值理念的畅行无阻；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原则，又正是这些现代价值理念的具体践行：思想自由，就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兼容并包正是对思想的民主——我们不一定认为你的思想正确，但我们坚决捍卫你独立思想的权力，因为你是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意蕴，在陈寅恪的提法中更加鲜明：“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不仅仅是学术精神，更是现代精神，因为现代精神最核心的内涵，就是每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自由的思想，表征了独立的精神；独立的精神，产生了自由的思想。这样，人才真正是人，而不是没有自身主体意识的群氓。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民众主体意识，终于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顶天立地地崛起了！
现代性，最根本的特质就在于对于个体主体性的尊崇与追求。所谓平等、民主、自由等现代理念背后，都体现了对于主体意识这个核心目标的追求。一个社会，当绝大多数民众都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时，这个社会就进入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并不能必然保障每个成员都具有主体意识，但现代社会必然要保障促进、提升自主意识的机制存在。
在教育中对于主体性的大力培育，其丰饶成果就是被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意识、担当精神、行动能力的无比强大。
二、 救亡
在后现代思潮流行的今天，解构之风盛行，和谐被解构为“河蟹”，为人民服务被解构为“为人民币服务”；“五四运动”也未能幸免，被某些人解构为“学生闹事”之类。有一网友竟然这样看待“五四运动”：五四精神是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被一小撮捣乱分子煽动，殴打了交通部部长，并焚烧其住宅的精神；只是后来五四的一方胜利了，所以有了这个精神。这种解读五四的方式当然只能是解构性的，而这种不利于社会有机团结的解构既是我们今天千方百计要加以避免的，又是从“五四运动”时就埋下了伏笔的。
对历史事件的诠释总是建构性的，是随着观察视角与评价标准之不同而发生意义转换的。但“五四运动”的爱国与救亡，对于现代中国之存续具有不容置疑的意义，因而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消解与磨灭的。只是一如那些波澜壮阔、摧枯拉朽的社会变革一样，“五四运动”中也存在值得商榷的细节性瑕疵，如带有一定的暴力性质等。在法制体系之外以与合法政府激烈对抗的方式，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如果在今天被目为非法之举，那么在九十年前也应大体如此，否则就会发生逻辑上的不自洽。[3]
五四运动的主体当然是进步的、爱国的，没有因五四而起的风起云涌般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没有由“五四运动”直接催生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道路想必会更加艰辛与漫长。只是，对于“五四运动”这一事件的后续理论梳理上所存在的巨大欠缺，间接上导致了我们今天对于“五四运动”的隔膜与对五四启蒙精神的迷失。
签于直接反映“五四运动”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与纪实作品都非常稀少，与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重大影响根本不相称的情况，在若干年来对于“五四运动”细节的有意或无意的模糊之后，我们有必要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一历史事件的若干关键情节。
其一：狭义的“五四运动”，是一次有组织的学生运动，有国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千余名学生参与，领导成员来自于当时的三个学生团体，事先有周密的组织安排，总指挥为北大学生傅斯年，并由许德珩、罗家伦分头提前撰写了文言、白话两种宣传告示，印刷若干，在游行中沿途散发。
其二：游行的本意，只是要去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实行抗议，但因为受军警阻挠，在激情之下转行驻日公使曹汝霖住宅；游行途中，群情激昂，渐至傅斯年等组织者不能约束，所以本来计划中的抗议游行，临时演变成带有暴力性质的打（章宗祥）、砸（曹宅）、烧（放火）事件。[4]
其三：五四当天，军警捕获了许德珩等二十余名同学。舆情几乎一致地同情甚至支持学生，各届都向政府方面表示不满；陈独秀、
其四：尽管当时社会对于五四当天学生的作为普遍称道，但也有不同意见。五四当天后，时
其五：运动之组织者也意识到行为过火了。因为有打人、纵火等明显有违于法律的行为，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袖担心当局追究、于理有亏，于是将本有肺病、火烧曹宅后在奔逃中病情陡然加剧、回校后旋即病故的学生陆某，宣称为当天被曹宅仆人打死的烈士，于是社会各届纷纷前往灵堂吊唁，舆论大噪。
其六：五四当天返校后，傅斯年本已有所反省；在与其他学生领袖商讨事务时，因意见不合遭一曹姓同学猛击一拳倒地。也许是对于暴力性质的厌恶，傅斯年从此远渡重洋，即使留学归来后也几乎绝口不再提“五四运动”。罗家伦则在后续的许多岁月里明确表述了他对于五四的迷惘与反思。五四之后，运动的三位核心人物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即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许德珩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高官；傅斯年、罗家伦后来均成为国民党的重要学官。
其七：“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当时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五四风波甫一停息之际，就展开了创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活动。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当时正是陈独秀这一建党活动中的骨干积极分子，负责了湖南省的建党活动。作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第一次学生运动，“五四运动”播撒下了许多思想种子，其中就有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做的充分铺垫和经验准备。可以说，后来中共与各种反动势力展开斗争的模式，都与“五四运动”高度相似，是一种舆论高地占领与广泛发动群众之后的暴力革命路线[5]。
五四运动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五四运动”的爱国救亡性质，是“五四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置于神圣境地的原因。然而，在由当年的革命党成为后来的执政党这一语境转化后，当年“五四运动”所值得商榷的一面，就变得不合时宜，就必须加以适度诠释或模糊处理了。比如它是在合法政权（相对而言）之下的不合法暴力运动；又或许因为它是一次在今天看来格外敏感的学生运动；还或许因为五四的关键人物后来歧异的政治选择……总之，语境的转换与其中逻辑的断裂，令“五四运动”成了“云中龙”，被后世人所景仰，却很难看到其真身——在今天影视作品百无聊赖地竞相聚焦于后宫争宠等题材时，对于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的“五四运动”，却极少被影视作品全面反映与重现，其中的吊诡可见一斑。
同样的原因，致使丰饶复杂深刻的五四精神，在新中国建国后政治话语的特殊诉求下，逐渐被抽干，净化、简化为“进步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启蒙话语的淡出，预兆了后来知识阶层的主体性丧失与道德沦丧的后果。
正如李泽厚所概括，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救亡压倒了启蒙”。五四之后，以陈独秀为首、以知识分子精英为核心，所组成的进步的中国共产党，逐渐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由此中国的现代化走入了另一种不同于先前路线的轨道。五四前后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很快又汇入到先前就有的民族集体意识觉醒的大潮中——为了民族国家的崛起，个人只有服从于铁一般的集体意志，才能够聚沙成塔，才能够让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整体主义和线性历史发展观，也就同救亡自强一样，成为那一代知识阶层中多数人的由衷信仰。
但无论如何，五四前后以个人主体意识觉醒为标志的现代启蒙，还是不能够被忘怀与忽视的，毕竟正是在这种以民主、自由、平等、独立等为内核的现代启蒙思想的熏陶下，无数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才能够超脱于一己之私利、超脱其阶级出身的局限性，而将青春、热血当作奉献给新中国的祭品。只是后来历史发展的吊诡，为救亡而必须选择的整体主义路线全面吞噬了民众个体与知识阶层的主体性，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本可避免的悲剧性后果的不幸发生。
三、 改造
刘再复、李泽厚等一批知识人这样划分清末民初思想风潮的脉络：“康梁那个时代讲新国民，着眼点还是‘群’；陈独秀、鲁迅、胡适却破除‘国家偶像’，着眼点是‘已’，突出的是个人。”“所以说康梁时代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五四’则是‘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之后还有‘阶级’意识的觉醒，三者形成中国近代史的主流”[6]。
正是因为不同着眼点、不同路向的三种思潮纠结在几乎同一个时代，所以思想之间发生了显著的裂变、重组效应，比如像李欧梵所分析的，在突出表征现代性的自由主义甫一进入国门，就被当时的知识阶层如严复等，对其核心价值观进行了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新解释：“对个人的信念与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那是出于一种着眼于使民族富强的目的。”然而，“中国人的这种眼光并没有预见到个人与集体之间必然要发生的分裂。”[7]
五四运动中已经对这种“个人与集体之间必然要发生的分裂”有所预示——个人的清醒理性和独立责任，很容易在激烈的群体情绪中淹没，除非能够保障个体的自主性与独立判断的存在。因此，“五四运动”展现和遗留的精神遗产是多元而复杂的，剥离掉其中根基性的启蒙意识，剥离掉对于现代价值理念的尊奉，而将其片面化为爱国主义，这是对五四精神的简化和浅薄化，也是对一种内在深刻矛盾的简单解决。在作为“五四运动”之思想背景的新文化运动中，始终存在着这种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张力：即追求个人的独立和完善与追求整体（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之间的张力。群体性和个性在最深层并没有必然冲突，但在表层却可能会呈现剧烈冲突。因为强调群体性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凝聚力和组织力，所以中国的社会改良轨道在五四之后、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走入了一种强调群体、忽视个体的道路，亦即波普所言的“整体主义”的社会道路。
波普所言的整体主义，比较妥帖地解释了新中国以来中国知识阶层整体性丧失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的现象。整体主义总是与特定的未来美好社会蓝图紧密相关；正是因为所有人都要服从、服务于未来美好社会的宏伟蓝图，所以知识阶层除了具体服务之外绝不应该抱有其他的不同思想，那么从反右运动、批林批孔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努力其实都是让知识阶层改造思想、直至彻底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与主体性人格。改造过程曲折漫长，其间有的时候情状惨烈——毕竟独立思想是一个人自我认同的最核心内容，所以对于一些高度坚持自我概念与独立人格的勇士来说，剥夺其思想远甚于剥夺其生命，因而宁可保全思想、放弃生命，比如像张志新的被割喉而后处决的情形。其他也还有大量“自绝于”人民的情形，都是在生命与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之间，选择了后者。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最集中生存的生态群落，大学在这种波澜壮阔的知识阶层思想改造中，经受了首当其冲的冲击，也经历了面目全非的变故。与自由思想、社会治理密切相关的文科院系，比如文、史、哲、政治学、社会学等专业，在这些浩劫中损失尤其惨重。
对知识阶层实行思想改造的同时，行政力量对于大学校园的干预和控制也有力呈现。从建国之初的院系调整开始，象牙塔就已经在行政力量面前门户洞开，学术的园地受到后者的全面控制。这种控制当然有好的一面，比如院系调整集中了高教资源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大批工科、理科、医科等人才。但整体主义和计划经济思维下对学术园地的这种全面控制，其弊端则更显著，比如专业设置中的短视与肤浅，严重忽视了人文社科对于社会、对于精神文化建设的长线作用，因而使得文科院系地位直线下降；而政治学系、社会学系等与社会治理密切相关的文科院系，在院系调整时干脆被予以撤销。
行政力量对于学术的控制与知识阶层的思想被改造工程同出一源，那就是对于思想活力的忽视。五四时期直至建国前，文科方面出现了那么多思想文化界的大师、巨擘，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关：社会看重思想、主义之间的争锋与辩论，以此抉择社会发展道路，文科院系的师生因此大有用武之地。而建国后，举国上下自认为已经找到通往理想社会的绝对真理，体制外的思想纯属多余，而且不是危险便是属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所以高校乃至社会所有单位部门只需要照本宣科地学习中央文件，不必再有其他思想活动；文科院系于是成为鸡肋或者聋子的耳朵，曾经繁荣昌盛的文科院系也从此一落千丈。事实上，在那些特殊年代，连本应最有原创思想能力的哲学家，如冯友兰、汤用彤等，也仅能做一名为现存合理性与正确性进行反复论证的“哲学工作者”而已。
新中国知识阶层思想改造的核心目标，是取消知识阶层的思想独立性，而实现这一目标，是从剥夺知识分子的生活独立性入手的。院系调整、反右、下干校、下放农村等多次运动，直接从剥夺知识分子的生活资料入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毕竟为了保全思想而甘愿放弃生命或生活的人，只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药方之准，确保了效果之显——这场历时三十余年的思想改造，不仅有效地剥夺了知识阶层的思想独立性，同时也使这一阶层本有的强烈主体意识几乎丧失殆尽。80年代短期回暖之后又陷于沉寂；90年代情状又有异变——借助于经济大潮的助力与合谋，知识阶层主体意识的沦丧终于做到了“功德圆满”。
四、 乱象
知识分子被剥夺思想独立性的后果，是这一阶层主体意识的丧失。主体意识的丧失，意味着不把自身当作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而把自身看作是物、是商品、是可资利用的对象、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客体。这样的客体性思维，与精神信仰、价值追求、社会责任担当等主体性意识格格不入。于是乎，中国知识阶层思想被改造所导致的主体意识的集体沦丧，掀开了这一阶层腐化、堕落、灵肉分离的序幕。
这一过程是从90年代初期正式开始的，之前的80年代尚且有一些理想主义回归的征兆，再往前，则由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保障了这一阶层的合乎礼法。倒过来看，革命意识形态的松绑与经济至上主义的诱惑，这两种力量将丧失了灵魂与思想能力的知识阶层，一推一拉地送入了这个精神的下滑、堕落轨道。最先的征兆是大学的老师们逐渐不安于自身的职业角色，在课堂和书房之外开始份外活跃，甚至在课堂上大讲其走穴致富之道。随后一些拥有资源的导师们变成了校园中的“老板”，不在实验室里下功夫，专务于钻营课题与赚取项目经费。然后就是在学术资源换取现实财富的大潮中，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学术造假、抄袭，先是大学生、硕士、博士，
在布迪厄等人的文化研究理论中，大学等机构，是整个社会进行文化再生产的关键环节，是社会基本价值与共同信念的坚守者与传递者。在洪堡等教育家的眼里，大学是社会的灯塔，是理想的守望者。在中国的传统中，教育者也是社会良心的看护者，“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为教育者的第一要务。自古中国人有这样的常识：“这世上，什么人都可以变坏，就老师不能。一旦老师变坏，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寿终正寢了。”[8]而今，在被整体性地剥夺独立思想权力和能力、被剥离主体性和独立人格后，中国知识阶层自古禀承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与修齐治平情怀，瞬间轰然倒塌。
价值虚无主义已成为目前象牙塔内的最显著的风景线。大学精神，本来就是一种追求理想的精神；而今天的大学校园，早已是理想主义的坟场。冷眼看今日之中国大学，已日渐成为官场之外的另一个名利场，一个由学术掮客与学阀把持、假冒伪劣产品横行的跳蚤市场。邓康延说：不以黄金为最贵的年代，就是黄金年代。显然，我们这个技治时代，这个片面追求GDP的时代，绝不是什么黄金年代。当人生的最大意义和最大价值，都要以官位和财富两个维度来衡量的时候，许多学者也渐渐放下了精神追求的负累，来轻车快马地寻求知识与成功人生之间的最短距离。大学管理方面数量化的科研管理方式固然是推波助澜之举，但大面积的学术造假，最主要的仍是反映了当代学者群体的职业操守已经突破底线。当做学问只剩下“为稻粱谋”的目的时，学问与道之间，已经完全断绝了联结。知识阶层操守的集体失陷，是一个社会精神生活濒临临界的危险征兆。
五、 回归
大学精神并没有太多的独特性，它经常是社会精神的体现和反映；或者说，大学精神本来就是社会精神的一个部分。只是社会精神的这一部分具有自主自觉能力、同时也具有相当的潜力——当大学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大学精神就可能领先于社会精神，就可能对一个民族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洪堡创建之柏林大学对于德意志民族之伟大意义[9]，也如蔡元培治下之北京大学对于中华民族之意义。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所谓独立的大学精神，而只有社会氛围所允许、所支持的大学精神。同时，也因为大学在根本上是为社会为民族服务的，所以就不会有完全隔绝于社会的独立的大学精神。并且，大学不只是为当下的社会、民族服务，更要为将来的社会、民族服务，因此之故，大学的视野应该要广阔、辽远得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接纳过程中，对其的命名选取了“大学”这一古已有之、与现代大学制度内涵迥异但却又在根柢之处紧密相连的概念，本身也说明了那一时期的知识阶层对于现代中国大学机制的期盼与重托。
五四时期，中国大学在精神层面曾经达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这与当时的启蒙成果密不可分。回首五四，从五四时期所奠定的中国现代大学的精神传统来反观当下，来重构当前的中国大学精神，必须和首要的努力就是：回归五四时期的启蒙意识，重树知识阶层的独立人格与主体精神。其次，就是要回归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大学的教师群体，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教师，能够在这样宽松的社会思想环境中，真正发自内心地认同自己的教育事业，用经过自己心灵和思想悉心辨识过、全心认同的知识内容去开启大学生的心灵，“诚”的精神风貌才会和“真话”、“活思想”一起回到大学校园中来，大学精神才会重新回春返阳。
而当前我们大学校园内的现实状况呢？思想自由仍然是一种奢望。大学俨然是官方正统思想的一个灌装车间，大学生就是容器；思政课全面广泛地铺开，从所讲授问题到对问题的解答，全都有自上而下统一给出的标准版本。教师的任务是什么？只能在课堂的形式上尽可能生动，以达到更好的灌输效果；而在课堂的实质内容上几乎全无自主权，更不可能就自己的独特感受和思维结果与学生展开讨论。
我们的大学教育似乎远远滞后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仍然囿于一个封闭的思想框架之内。但这样做的风险，正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而与日俱增。因为我们通过各级教育反复宣扬中国特色制度的优越性的同时，九零后的青年们却正在观看美国大选的视频，正在体会所谓美国梦的滋味。当我们用人口众多作为全民公选的不利条件时，拥有逾十亿人口的邻国印度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普选。显然，建国以来屏蔽不同思想、择一而授之的教育理念，在当今的社会中越来越行不通；除非退回到北韩那样闭关锁国、让民众耳目闭塞的状态下才有可能。
一面是课本中反复宣讲的处处完美，另一面是社会上泛滥的权力腐败，教育与现实之间的裂隙，让青年学生们发生了分化。虽然确如教育主管部门所愿，培养了一批思想与中央高度统一的大学生群体（其中部分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但不可否认，也有数量巨大的学生成为了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者，对任何崇高、庄严的事情都加以嘲讽与解构，甚至在民族认同上都发生扭曲[10]。这样的现状并不符合我们国家与社会的利益。
大学教育“不仅要让个人获得知识，而且还要为知识和社会建构合法的主体”[11]，经受过现代大学教育的人，应该富于一种独立内在的精神生命，这种精神生命上可以追求星空的奥秘，中可以担当社会人伦的责任，下可以培育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这种丰富内在的精神生命，就是五四时期流行在当时大学师生中的主体性意识，也是当下或喧嚣浮燥或沉寂落寞的大学校园所缺少的一种精神生命。当我们最优秀的大学，已经开始极其媚俗地举办天价国学班时，我们还能靠什么来为知识和社会建构合法的主体？靠什么来为国家生产有责任担当的公民？
现代社会，大学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关键环节，成为社会文化资本再生产及价值理念系统再生产的一个大工厂。大学作为现代平权时代面向全民开放的高等教育机构，它成批地生产着社会精英，从他们的知识结构到他们的思维方式，从他们的价值导向到他们的人生追求。大学中所推崇的精神和价值倾向就这样通过一代一代的毕业生，流转到整个社会中去。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的大学精神，能够熏陶出什么样的大学毕业生，就是事关社会、民族、国家前途的头等大事。
现代大学与国家综合实力之间具有一种荣辱与共的关系，往往大学强则国家也强。这不仅因为现代大学是国家栋梁、社会精英的培养与选拔体系，也是因为大学对国家公民精神气质的引导与培植负有实际责任。现代大学因其文化工业领军者的独特身份，而承担着调节社会结构平衡、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职能，这使得大学本身根本不应该被囿于政府意识形态的后花园，而理应是社会公器的组成部分，这也是洪堡大学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
迄今为止，关于大学教育理论最深刻、最深入人心的表述，仍然非洪堡的大学观莫属。作为在深厚德国文化土壤熏陶下、具有高度哲学思维的教育家洪堡，他能够洞悉大学与国家、大学与社会、大学与政府之关系的奥秘——正因为大学总是对后者有一种责任、一种功能，所以大学与后者之间并非一种高度绑定甚至思想同一的关系，而是一种相对独立、各自有其发展逻辑因而才能互相促进的关系。因此，洪堡才提出，大学要有独立精神，大学要自治；国家不应把大学看成是高等古典语文学校或高等专科学校。
同样，
（作者惠寄。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