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冷暖看哲学——访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

 

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建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学科在中国建立。从那时起至今一百年里，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哲学学科的发展也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一方面，现代哲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就是这个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哲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曲折也与此密不可分。怎样看待百年哲学的演变？怎样看待中国哲学的发展？日前，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

记者：从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成立至今，北京大学哲学系走过了一百年的发展历程。现在的年轻学生可能对这段历史不太熟悉了，您能否帮我们进行一下梳理回顾？

王博：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中国哲学百年历史的缩影。这一百年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12年—1952年、1952年—1978年、1978年至今。

1912年至1952年是哲学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哲学学科从草创到快速发展的时期。1912年哲学门成立，1914年开始招生，1919年改称哲学系，此后经过西南联大阶段（1938年—1945年），一直到1952年北京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在这一时期，哲学系从最初的只有中国哲学门到中国、西洋、印度三门略备，从一般性地介绍西方哲学到具体而深入的问题研究，从几个国学老夫子到中西兼通的留学生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学术研究稳步推进，新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孕育。构成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哲学系发展主线的是中西观念和哲学的融通。1917年胡适从美国回到北大，开设西洋哲学史大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课程，对哲学系老师和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中西兼通的知识背景、历史和哲学的观念、怀疑及实证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哲学系的学术风格。

从1952年到1978年的第二个阶段，是哲学系调整和新的意识形态确立的时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大学制度全面向苏联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哲学系一时间大师云集，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冯友兰，燕京大学的洪谦，南京大学的宗白华、张颐等，都汇集到北大。哲学系开始实行教研室制度，1952年起，陆续成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逻辑学、自然辩证法、美学、伦理学等教研室，学术研究深入进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学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如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重新撰写中国哲学史，名为《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一时期，哲学史资料的整理有了新的进展。无论是中国哲学史，还是西方哲学史的资料，都得到了系统的清理。“文革”期间，哲学系教育中断，学术工作停滞。

从1978年至今的第三个阶段，是哲学学科恢复和再发展时期。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大学教育重新走上正轨，哲学系也迎来了又一次快速发展的机会。从学科建设到人才培养，从学术研究到思想创造，近30年的发展有目共睹，体现了中国大学教育的进步和成绩。大批优秀人才来到哲学系给教师队伍带来了结构上的重要变化，并促进了国际化的发展。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学术规范重振，学术的专业化程度得到了很大提升。这一时期，老一辈的学者重新焕发活力，新一代学者迅速成长。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昆、汤一介、楼宇烈等的中国哲学研究，黄楠森、施德福、赵光武、赵家祥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洪谦、熊伟、张世英、王太庆、朱德生、陈启伟、赵敦华等的西方哲学研究，宗白华、叶朗等的美学研究等，都在各自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记者：确实，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来产生了众多大师和经典。有人说，大学是人类文明的思想培育室，新的观念在这里萌芽成形，最终成为思想武器。怎么从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历史中看待这一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

王博：百年来的哲学，就如同百年的中国，始终是在古今中西之间纠结。这种纠结集中体现在我们以何种姿态去面对西方的思想和价值，中国传统的思想在当代世界究竟有什么意义，以及中西思想如何融合会通。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在中西印比较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地位和价值的梁漱溟，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熊十力，以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汤用彤等。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哲学界，金岳霖和冯友兰融会中西的哲学创造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是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和思想发展的主线索，也是中国哲学研究和创造的最大背景。

张岱年曾经评价说，熊十力、金岳霖和冯友兰三家学说都体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三者中西的比重是不同的，熊十力是中九西一，金岳霖是西九中一，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则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此三家中西结合的比例和效果如何，学者自然可以有不同的判断，但中西融合的趋势是任何的哲学思考和创造都无法回避的。

上世纪50年代之后，在中西之外，马克思主义成为哲学和一般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冯定先生有一体两翼的比喻，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西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中西是两翼。

百年哲学演变的历史，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我想谈两点。一是学术中的独立思考精神。学术的终极目的是追求真理，哲学也不例外。无论是历史文献的研究，还是哲学思想的创造，学者都应该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如何理解哲学，它的定义、范围和界限是什么。作为产生在欧洲的学科，哲学在西方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诸多形态的变化。我们不能够把对某一哲学形态的理解看作是哲学本身，应从对哲学的狭隘理解中摆脱出来，把它看作是以思辨的方式对宇宙人生进行的一般思考。

记者：今年哲学系百年系庆的主题是“哲学与当代中国”。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哲学研究的关注点应当放在哪里？

王博：当前，我国哲学研究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研究，二是哲学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就第一方面而言，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当然离不开百年的传统。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过去的一百年中，逐渐形成了历史文献、理论分析和人文关怀三者并重的学术风格。这些学术风格是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应该继承和发扬。在此基础之上，国际化和创造性应该是哲学研究要强化的方向。众所周知，从进入中国的最初阶段，哲学就面临着一个和中国固有学术及思想对接的问题。这个对接的过程既是重新描述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过程，又是来自西方的哲学被中国文化不断理解和接纳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学术研究注定是国际化的，中国的哲学研究可以在国际化中提升自己、走向世界。创造性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它包含着学术的创新和思想的创造。学术的创新立足于学术共同体的知识积累、严格的专业训练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当代中国需要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哲学家。

就第二方面来说，伴随着当代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建设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哲学可以发挥自己理性和思辨的力量，在价值和秩序的领域，在更广泛的文化建设中承担责任。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确实道出了哲学家的使命。哲学家关心的是宇宙和人生的普遍问题，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工作不仅是历史的或者文献的，还是当代的和与生命相关的。学术与思想的结合，方能真正体现哲学的意义和价值。（记者　何民捷）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