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借鉴——程恩富教授访谈

记者：近些年来，您在几次全国性研讨会上，都强调要注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与引进，由您担任会长的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也开展了一系列这方面的工作。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经典卷、欧美卷、日本卷、苏联俄罗斯卷、中国卷五卷本，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正式出版，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获得了重要成果。您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

程恩富：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近30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几乎任何一个学派都为学术界所熟知，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还远未被同行所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陷。尽管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章不时见于各种期刊和著作，但是对其进行学术性、系统性的介绍和研究还非常少。

另一方面，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也迫切需要研究和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借鉴其科学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开放性，它从人类的一切优秀科学文化中吸取合理的成分，来丰富、充实、完善自己。因此，我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应当改变以往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应当先验地把它们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和反叛而简单否定，而应该对它们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理论变形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善于吸收和借鉴它们的正确观点和研究方法，来促进、繁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记者：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您能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程恩富：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理论探讨中，有些学者自视能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能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能在遵循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研究和探讨问题。如英国的多布、比利时的曼德尔和意大利的内格里(Antonio Negri)等，就是这一类型中的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也有些学者主张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同时也强调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重新研究”和“重新塑造”。他们试图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中倡导马克思主义必须对世界作出重新解释，并在这一重新解释中，批判它过去已经提出的旧的解释。在这一类型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是美国的巴兰和斯威齐。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精通西方主流经济学，因而在研究方法上有时也借鉴其研究方法，如个人主义、实证主义、工具主义和心理分析、数理分析方法，这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数理学派中表现最为明显。

记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它们显示出哪些理论特征呢？

程恩富：第一，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扩大研究的广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包括演绎、本质论、辩证法等方法必须坚持，并应扩大应用领域。他们不仅对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基本范畴——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再生产理论、地租理论和危机理论等内容展开研究，而且对转形问题、市场社会主义、不发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新现象和资本主义的未来等问题也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第二，主张“发展和改造”马克思的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吸收了很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并以此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进行“发展和改造”或“改写”，以适应现实社会情况。如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危机理论和研究方法，都在结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重新发现”、“重新创造和发展”。当然，这种“重新发现”、“重新创造和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以罗默为例，他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经济理论必须改写以适应社会的现实情况。他说：许多人只从产品生产的角度来论述马克思经济学，只用各部门利润率平均化后产品的价格向量来表述它的公式。这种方法的不确切性，在于没有考虑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行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必须去建立一个新的基础，因为马克思只是提出了原则，而无精细的说明。

第三，保持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批判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一方面，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和剥削关系没有变，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存在内在的和固有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利润的追逐，也使得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介入，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地带之外的大发展就很难。

第四，认为在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前提下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应该相互学习。琼·罗宾逊在《论马克思经济学》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区别是：(1)传统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马克思则认为应把它看作是从封建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一个中间阶段。(2)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是一致的，而马克思认为不劳动资产者和无产的劳动者在经济生活中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马克思经济学在危机、垄断和失业理论等方面都值得现代经济学学习。同时，现代经济学也能向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一些东西，如某些数量和模型分析可以使马克思理论中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变得清晰起来，现代经济学提出的有效需求和就业理论，为研究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基础。作为凯恩斯左派领袖的琼·罗宾逊的这些观点为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认可。

记者：您刚才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理论特征，现在您能否为我们简要地梳理一下百余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程恩富：总的说来，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一百多年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广泛，但发展曲折。直到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经济学上仍然建树甚微，他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马克思的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与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动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同时也使“正宗”的马歇尔经济理论失去其“实用”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在欧美“复兴”。当时，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年轻的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格罗斯曼(H. Grossman)、多布和莫斯科斯卡(Natalie Moszkowska)等。这些后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着力于“复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对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经第二国际理论家“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清理”，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情况、新特征，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欧“复兴”主要表现在三个重要的论题上：一是由“大萧条”引发的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探讨。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研究。三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对立的两大学派——讲座派和劳农派，两大学派关于价值、地租及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所作的争论，标志着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走向成熟，河上肇等人的经济思想后来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罗宾逊(J. Robinson)等人试图“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在这种学术氛围中，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宽容”，在理论上也或多或少地赞成与西方经济学“沟通”的取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这一取向，与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是有显著区别的。美国斯威齐于194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是反映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特点的代表作。这部著作促进了马克思经济学在美国的传播，也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价值问题、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和经济危机等问题的激烈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方面，受“学院派经济学”力图“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取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派共存的时代”的主张。如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在1956年出版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一书中，试图通过对劳动价值学说史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建筑“某种桥梁”，希望在这个时代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将由互相攻击对方的虚伪性和不学无术，而转变为互相了解和评价对方的观点，双方进行和平的学术竞赛，看看谁能对经济现实给予更正确和更有用的分析。他的这一学术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西方（特别是英国）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赞许。

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势力的种种阻挠，但是，种种非难和攻击并没能中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多布、斯威齐和巴兰等人仍然活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特别是巴兰的《增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深入地探讨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他提出的“经济剩余”概念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使用的重要范畴。

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较为兴旺，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价值、剩余价值和价值转形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取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把数理分析方法导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但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研究可以升华，也使得学派间的对话成为可能。这一点，置盐信雄和森岛通夫（毛利西马）的努力尤为突出。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与实际作出了新的阐释，其中主要有：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主张；在对美国垄断资本新特征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并由美国奥康纳(J. O' Connor)最先提出来的“国家的财政危机”的理论，该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因及其性质作了新的阐释；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其中最有影响的有法国博卡拉(P. Boccara)提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英国的本·法因(Ben Fine)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性质的理论、比利时的曼德尔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宇野弘藏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层次”分析等等。

这一时期，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及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研究之外，还开辟了关于不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如巴兰、弗兰克和沃勒斯坦都是其代表人物。

源于20世纪70年代，在80年代获得迅速发展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这一时期也颇为引人注目，该学派为了使马克思的理论成为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理论，从命题分析和方法论等多种角度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重构。

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大大超出了“社会生产关系”研究范围，女权运动、少数民族问题等都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有些学者还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政治”方面内容的重要性，他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融为一体，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形成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显然，这种理论倾向适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新趋势，是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视野的。但同时，这种理论倾向也有可能模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特定研究对象。

记者：苏联和东欧剧变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出现了哪些新的动向？

程恩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欧美的弗里曼(A. Freeman)、克里曼(A. Kliman)、科茨、拉加德(C. Lagarde)及日本的伊藤诚、大西广、小潘道昭等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范畴方面的研究继续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其中，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问题再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罗默、伊藤诚、科茨、大西广等人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加强了对资本主义自身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当代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和资本主义的走向问题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和深入的研究。前者如沃尔夫(Richard D. Wolff)论“新经济”、巴奎(K. H. Bagui)和赫尔曼(E. S. Herman)论经济全球化、德罗奈(Jean-Claude Delaunay)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和马尔·阿尔特法特论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新变化等；后者具有代表性的如沃勒斯坦和奥尔曼(B. Ollman)的“崩溃”论、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迪特里奇(Heinz Dieterich)“新的历史蓝图”，以及罗默和巴德汉的“新市场社会主义”等。

记者：根据您刚才的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在具体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并非是高度一致的，似乎存在众多的流派，事实是这样吗？

程恩富：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存在派别，这是客观事实。其出现派别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有国情的不同、有所代表的阶层不同，也有个人的差异等因素。各派之间存在着差别、矛盾，甚至是激烈的论争。这不仅在第二国际时出现过，在20世纪20-50年代以至当代都存在。但在这些派别内部，许多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基本一致，因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进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里仅举几例：

一是垄断资本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斯威齐和巴兰。斯威齐和巴兰从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出发，试图根据资本主义新的情况来做修正，用“经济剩余”的概念来代替剩余价值。并用所谓经济剩余增长的规律来代替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分析。他们也接受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试图从经济的运行上作新的论述。并把卢森堡对剩余价值实现的分析方法引进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由此形成其理论体系，用以剖析现代垄断资本主义。

二是不发达经济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迅速增长，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则出现了所谓的“不发达的发展”。一些学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此做理论上的分析，还有一些学者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对此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不发达根源的理论成为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也被称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这种流派的理论具较大影响的有垄断停滞理论、“依附论”、“中心外围论”、“世界体系论”和“不平等交换论”。

三是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其观点源于20世纪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进行合理计算的论战中产生的“兰格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形式的论证和分析作了评论，提出了被认为是理性的和切合实际的社会主义蓝图，并指出了它们可能实现的途径。代表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有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和韦斯克夫的“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既想革新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想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在深入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种种理论，重新建构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首先，其理论的重点不但论证市场和公有制、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兼容问题，而且开始论证如何依靠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其次，他们的理论模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已经涉及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政治和社会领域。国立东京大学和横滨大学、私立武焢大学等众多高校仍继续开设马克思经济学课程（称为经济学Ⅰ，或经济原论，或社会经济学，而把西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称为经济学Ⅱ，或近代经济学），以及用马克思经济学来分析的世界经济课程（称为现代经济体系课程等），并作为经济学科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和必修课。日本不仅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传播和学术传承方面搞得出色，而且更富有理论创新精神。大谷祯之介等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是把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但面对今日多元的诸多现象，有必要扩大研究范围，因而新构建的社会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或中心的，而现存的非市场领域也须列为重要的分析对象，进而应吸收生态学、两性经济学之类的成果；须研究经济体系同自然环境、法律、文化、社会规范之间的相互影响；即使研究现代危机，也要从总体上把握现代社会的四大危机，即贫困、不平等与经济不稳定，战争与纷争，环境与资源，以及管理社会与人们关系的疏离等问题。

四是管理学派。在法国被称作调节学派，在美国被称作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实际上，调节学派和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两者在研究对象、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上是相同的，但是具体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还是稍有不同。

五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它既是一个哲学流派，也是一个经济思想流派。这一流派在总体上呈现三个特征：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确和清晰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关注；第二，在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分析时，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观点，特别是分析哲学的、建立数理模型的、现代心理学的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观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试图以决策者的理性行为推演出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体系的命题。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有时也被称作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

六是目前日本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有重视黑格尔逻辑学的见田派、数理马克思主义的置盐派、新的新古典派马克思主义、伊藤诚领衔的宇野派、市民社会派、八木的调节学派和演化学派等。

记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一些研究领域形成了大量的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革新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程恩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系列理论观点的创新，拓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直接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亲自观察、体验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甚至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的分析，许多是十分深刻的。他们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也不乏中肯、独到之处。他们的工作对于推进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开拓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左翼经济理论的研究，如日本和韩国的社会经济学，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俄罗斯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国的调节学派等等。

首先，应借鉴其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如在日本，一方面继续研究和刊行《资本论》创作史、经典文献阐释和马克思经济学入门的论著，另一方面，面对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倾向，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以规范分析的观点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化，并努力以自由（含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平等（含所得和资产的平等）、共同（含合作）这些根本价值的视点为基础评价现代世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以及环境问题。在西方，探讨能源的商品化和电力资源市场化对社会的影响，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问题，美国的世界战略与全球化，以中国为例的市场经济等等问题，著述丰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除了高度重视对本国经济的规范和实证分析以外，还特别关注中国和俄罗斯不同性质的经济体制改革。伊藤诚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大西广的《资本主义前后的社会主义》等，便是其代表作。

其次，应借鉴其原论与应用相结合的务实精神。在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与方法的导引下，广泛研究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学科，深入探究各国和世界经济的多样化具体实践。举例来说，把马克思经济学渗透到产业经济学，探讨日本的产业空洞化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渗透到劳动经济学，探讨南北经济不平衡发展条件下的劳资谈判和雇佣以及西方国家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等问题；渗透到金融学，探讨拉美、亚洲和世界金融危机和控制等问题；渗透到财政学，探讨财政政策及如何激活长期低迷的国民经济等问题；渗透到企业组织学，探讨日欧美国家类型不一的企业形态问题；渗透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探讨环境、资源和人口之间的良性循环，以及制度和政策怎样去促进等问题；渗透到世界经济学，探讨全球化中的非均衡发展、贫富分化等问题。这类应用性的经济学和经济管理学的论著日渐增多。在此基础上，日本等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参与政府和财团的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教育与管理人才的培养等多种途径，来推行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这不仅从根本上和在长时期内对日本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标本兼治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近期发展。事实上，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效的产业政策，贫富差别小于美国，较少的军费开支，较大的科教投入，以及独特的劳资关系和企业管理模式，均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宣传或必要的论战密切相关，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直为对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感到自豪。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灵活地统一起来，颇值得我们借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伟大实践中，我们要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学习，用与时俱进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的创新，积极推动我国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7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