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现代空间维度的后现代想象——大卫·哈维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探究
时至今日，后现代思潮仍在不断深入发展。究其根源，一方面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本身具有“极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和理论内涵”［1]，另一方面是由于它所关注和提出的问题都与人类的生存及命运紧密相关，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因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后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勾联起来。正是“马克思提供了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最早的和最完整的描述之一”［2]。 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不同的是，美国地理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大卫·哈维的后现代思想是多向度、非线性的空间批判理论。哈维努力在“生命之网”的隐喻中建构“辩证法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语言”［3]，为我们今天面对空间剥削、空间权力控制、地理不平衡发展、空间正义、空间异化、帝国主义、生态恶化等诸多“空间问题”开掘了一条富于启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路径。
一政治－经济机制的空间辩证法
哈维采取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方法，在马克思批判理论基础之上，以地理学式的手笔延续后现代的批判，表达了对地理学和空间性的恢复。早在《社会正义和城市》［4]中，他就致力于用后现代批评方法解决现代城市中的社会和空间冲突的各种哲学难题，探寻解决冲突的哲学与道德基础，为城市寻找普遍的社会正义法则。《后现代的状况》［5]则将时间和空间体验贯穿其中，以历史地理的方法，在作为文化崛起的后现代中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深刻根源。他视野中的后现代是一种文化经验与再现的重大转变，即社会、文化的变迁，其深层根源则是政治－经济机制的空间转变。继续着福柯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逻辑，哈维将“历史的构建与社会空间的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6]，从后现代地理学视角出发，在历史、地理与现代性之间进行辩证的思考与恰当的阐释。最显其洞见的是哈维将后现代主义置于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中，与激进解构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不同，他将后现代主义看做是源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新的组织与技术形式之中，尤其将其看做是从福特主义向更灵活的积累方式的转变。
哈维尽可能全面完整地为我们勾画出后现代主义的画像，“对差异的关注、对交流之困难的关注，对利益、文化、场所及类似东西的复杂性与细微差别的关注”［7]，强调“他者”的声音，对“社会中社会、经济和政治实践的模仿”［8]，最终追随了詹姆逊的大胆命题“后现代主义完全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9]；并且他以独特的历史地理视角，将后现代主义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产领域的空间地理转移。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从与短暂、分裂、混乱和异化的事实的斗争中建构自己的美学计划。现代生活唯一的确定性的东西就是不确定性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历史状况而不是一系列观念，在文化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过渡的逻辑前提之下，就更应该关注和深入分析后现代状况产生的深层根源，即“产生了这样一种状况的各种社会力量”。
马克思一向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分析现代性，哈维始终承认这一事实，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10]。作为一个敏锐的地理学家，哈维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生产方式及功能的空间与地理解读有其独特的视角，他认为，“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11]。作为激进的人文地理批判家，哈维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研究路向出发，从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入手寻找后现代主义“情感结构”转变的深层根源。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赋予当代历史为特征的、构成作为文化现象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经济和社会基础的生产体制的转变，即由被称之为福特主义的主导积累方式向更为“灵活的”积累体制的转变。转变的原因在于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包含着自身内在固有的矛盾：刻板。对于刻板而言，唯一灵活的回应机制就是货币政策，结果就是财政边缘政策和巨大的通货膨胀浪潮，最终抑制了战后的繁荣，破坏了资本积累。全然不同的全新积累体制是社会空间里一系列新实验的开始，直接针对福特主义的刻板。灵活积累依靠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和消费模式的灵活性，特征之一就是消费周转时间对于生产时间减少了，与福特主义关注的全新聚焦不同。其特征是新的生产部门和新的市场的出现，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强化，导致各个部门地理区域的迅速变化，以及新一轮的时空压缩——科学技术，尤其是卫星通信的发展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极度变化，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感受。灵活积累的区域经济代替了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经济，并带来了消费观念的变化，促使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些迅速变化的时尚商品上，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转变的是“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和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转变”［12]。尽管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美学相对而言是稳定的，它随后还是被一切骚动、不稳定和反复无常的后现代美学所代替，“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的商品化”［13]。
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方式的转变，根源复杂深刻。哈维坚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组织和积累之逻辑的描述而言，却存在着某种全然使人非信不可和中肯之处”［14]，他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寻找解释的武器和思想资源。马克思找到了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逻辑线索，即从生产方式去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现代私有制社会，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之内。哈维将此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认为应对积累危机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迎合当下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并开拓未来的消费市场。空间转换是指通过地缘的扩展来吸收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这是一种空间修复的方式。空间界限的逐渐消失使资本对于空间更加敏感，世界地理的异质性也因此进一步凸显出来。时间性的经济危机通过他性空间被转化和吸收了。福特主义正是通过空间和时间上的转移，才能在战后繁荣期间解决了过度积累的问题。哈维将福特主义的危机更多地看成是“地理上和地理政治上的危机，因为它是任何特定民族国家内部的一种负债、阶级斗争或企业停滞的危机”［15]。
二新一轮“时空压缩”
福柯早就描述了19世纪是沉湎于历史的，时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16]，空间则被当做“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于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棋步的年代。”［17]依附于资本主义的工具空间性的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正在兴起并日益有力与明确，将空间的某种至关重要和客观意义表达出来。“他（指马克思）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起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有地理和空间的观点，这从而破坏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理论。”［18]哈维坚持认为空间和时间可能表达的客观品质的多样性以及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积极建构作用，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体现出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任何社会中，空间和时间的实践活动都是微妙和复杂的，因为时间与空间是“那么密切地蕴涵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转变的过程之中”［19]。
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转变，与资本主义经济从福特主义向更为灵活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政治经济转变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二者的重要中介就是所谓的“时空压缩”。时间和空间都不可能脱离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过程而被赋予客观性，只有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20]，时间和空间才会恰当地创造出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也发生改变，结果必然是空间和时间可能表达的客观品质和其意义也发生改变。现代化的进程激发了技术上的成就，但却不能平息或阻止19-20世纪的经济危机。1846－1847的国际萧条就是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危机，一种“表达的危机”［21]，起源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产中时间与空间意义方面根本性的重新调整。表达的危机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文化情绪，困惑与迷芒，人们在一个不稳定、不确定、迅速扩张的空间范围内对于空间、场所、现在、过去和未来意义进行深刻追问。解决办法只能依靠进一步探索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卷入了一个长期大量投资于征服空间的难以置信的阶段”［22]，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体验时间和空间的方式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上的成就根本上发生改变，渗入到社会更多阶层之中。“在什么程度上现代主义能够被解释成对于时间和空间体验感危机的回应？”［23]后现代主义“倾向于将城市空间脱离它的功能依靠，把它当做一个能够合并那些独立于任何历史的或经济决定论之外的说服力的和艺术策略的自治的正式系统。”［24]哈维赞同詹姆逊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时间和空间的困境，一种将人们嵌入到一系列多维、不连续、不完全的现实之中的困境，即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导致的紧迫危机体验。后现代状况下时空压缩的强度大大增强和加速，导致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及文化生活都受到令人迷惑和破坏性的影响，空间与时间的维度受到了资本积累持续不断的压力，空间经由时间消失。
时空压缩状态极具破坏性，审美实践与文化实践对变化着的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尤其敏感，使各种文化力量解释混乱与不稳定时期各种斗争空间改变的情况成为可能，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结果，“对时间与空间的体验已经改变，对科学判断与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的信念已经崩溃，美学战胜伦理学成了社会和知识关注的主要焦点，形象支配了叙事，短暂性和分裂的地位在永恒真理与统一的政治之上，解释已经从物质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领域转向了思考自主的文化和政治实践。”［25]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的不断流通与循环的过程，通过创造性的破坏，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地理学。列菲伏尔将马克思那里的空间维度加以延伸，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继续生存并不断发展，正是借助于处处存在但又问题重重的空间化过程来生产空间并且占有空间，资本主义的特色及本质就是空间化的生产及空间化的扩张。哈维在此基础之上，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进行深刻与激进的建构，例示着一种与后现代文化机制具有关联的灵活性的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崛起，在当代资本主义语境下拓展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种历史地理学，“资本主义的各种内部矛盾依凭各种地理景观永无休止的形成和革新得到表达。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必须随着这一曲调无休止地跳舞”［26]。资本是一个过程，通过内化的动作规则加速流动，成为最能动的最革命的方式，并且伴随着永无休止的投机逻辑、灵活的空间化、刻板的等级制度的崩溃与瓦解，不断追求超额利润，实现地理空间上的扩张。这个过程创造了新的愿望与需求，加快了生活的节奏，改变了人们对空间与时间的体验。资本的转变逻辑与投机逻辑共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这种逻辑与文化、政治、法律、意识形态价值观及各种机构的投机性发展并无二致。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投机性、垄断性、霸权性，“使得越来越多领域里的文化生活都陷入了现金交易关系的掌握与资本流通的逻辑之中”［27]。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种辩证的探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封闭的理解实体，“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将开始认真对待它的地理学”［28]，空间、场所、环境等这些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分析世界、分析社会行动的重要核心概念，社会行动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中展开，也存在着现实与隐喻的权力领域和空间，这些都应纳入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面逻辑中来理解。
三隐喻与生态政治
恩格斯将正义看做是历史的产物，他认为没有抽象的正义，正义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以时间和现实变化为转移，而且随着相关的人的变化而变化［29]，哈维赞同恩格斯的论断，用后现代多元、差异的思维方式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和原则观察社会生产的方式及物质基础，透析正义的不同语境，理解正义的多样性［30]。哈维寻求一种打破政治想象和体制局限性的思维方式，将后现代批判理论的目标运用于对多样性的话语理解之上，将正义置于有关意识形态霸权的多样性及差异性语境中，认为正义并没有从社会和政治世界中消失，而是伴随着资本积累的双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系统的一部分，进入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议程。这样一种政治之中，普遍性具有双重意义。艾利斯·杨在其著作《正义和差异政治》［31]中提出每个公民参与和内嵌于道德和生活中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并没有丢弃与忽略具体的联系、情感、承诺和欲望的那种普遍性。对两种普遍性的调和，性别差异和其它社会联系的交叉认读，以及社会生态事业多样性的交叉，应该成为生态社会主义思考的核心。哈维在艾利斯·杨提出的“五副面孔”基础之上，引申社会正义问题的五条原则，另外增加了一条原则，即“公正的规划政策的实行要清楚地认识所有社会工程必须的生态后果”［30]。社会规划和政策必须看做是一项生态工程，人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之内，必定占用和改变他们的世界，但是他们的行为不能危害不同时间和空间人们的未来，因而，指向子孙和地球上其他居民的正义要求对所有社会工程可能造成的生态后果进行深刻详尽研究。
生态环境问题必须严肃对待，哈维不断重申自己的《正义、自然和差异的地理学》［32]中的某些观点，一方面同意福斯特将许多环境问题的生产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机制相联系的努力，另一方面又批判其对于环境主义虚夸言辞过于退让，以至于诉诸于一些隐喻。危机、自然的终结这样的隐喻在当今环境问题多样性的描述中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在哈维看来，这种极左的虚夸言辞部分是因为将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的根源从阶级问题转到环境问题上来。哈维断言隐喻对于我们讨论自然问题确实重要，但必须慎重选择，因为“一些隐喻能够成为生态法西斯和社会生物学的辩护”［3]。他提出可以对隐喻的背景进行研究，在“生命之网”的隐喻中找到建构社会的生态与环境视角与路径。“生命之网”的隐喻将环境主义者思考的好的方面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将我们的行为与生命放入时间与空间之网，共同解释我们嵌套在一个正在进行的活生生的过程之流之中。将我们解释成“生命之网”中积极能动的行为主体，是一个更有为益的隐喻，因为它代表着一种非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线性思维方式则将我们引向悬崖或撞向砖壁［3]。它从我们自己（对于阶级、社会和民族差异的关照）和他者（包括非人类存在物及整个地球栖息物）两个向度出发，直接考虑到多种人类实践行为的正面和负面效应。我们的行为透过网络的互动，组成了整个活生生的世界。整个生命之网深深渗透了人类行为的影响，环境运动开创了警示我们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历程。诸如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问题与地下室镭射气的微观区域问题，短期困难与长期趋势紧紧缠绕在一起，造就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环境、生态问题与空间紧密联接在一起，并且打上政治性的色彩。如同哈列（Halia）和列维斯（Levins）提到的：“适宜的空间问题，是理解社会－自然互动中最为基础的理论挑战之一”，他们认为，“没有单一正确方式界定时间和空间尺度，它们由机体决定，每一个不同尺度同时存在于自然任何一个具体位置之中。如果需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的话，那么每一件事情不可能还原成基本单元，为了考察过程而进行的空间选择，则变得既重要又成问题。困难是多重的复合的，因为作为生态行动者的人类存在操作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是一直在变化的”［33]。在哈维看来，社会生态事业的政治权力的行使、决定以及调控它们非计划的后果都必须在一定空间尺度上界定，重新界定时间和空间尺度的人类实践之中可能存在持续不断的转变，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结构必须被创造出来，从而具有在不同给定空间内“公断及转化”的能力。
哈维认为，我们需要社会主义语言来表达环境问题。受卡普拉将科学与生命系统综合的新方法的启发［34]，他采取整体的、动态的、非线性的后现代式思维方式，建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语言。社会和生态改革基本观点就是人作为地球上的栖息物种与其它物种是一样的，都在用自己的能力与力量改变周围的环境。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既包含自我又包含他者的框架，两者都不处在支配地位，这样才是一个基本公正的图景”［35]。在哈维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传统核心的辩证法的相关解说与其它环境叙述诸多形式之间有令人惊奇的相似性，从深生态学和其它启蒙运动的绿色批判以及笛卡尔的工具论中，哈维找到更精微辩证法和基于过程的理论，为人类在自然界的定位提供理论支撑。“不同的思想者如怀特海，科布，纳斯，普鲁姆伍德对于这些有很重要的论述，因而将他们所说的某些部分转换成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是可能的”［3]，这种方法是后现代的，因为它是对人如何在自然世界中定位的机械论及实证主义解释的拒斥。
四新帝国主义的空间扩张
帝国主义是当今世界不容回避的现实，但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帝国主义究竟是何种情势？哈维窥视到帝国主义在当今采取了新的、多元的形式。所以他认为列宁、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可以为我们今天审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提供理论渊源，但不足以阐释当今的新状况，因为“帝国主义的古典理论家没有完成马克思的理论计划”，他们只是“为了应付与他们直接相关的、日益恶化的民族和国家环境而忙于建构一个概念工具”。所以在哈维看来，这是一种“寻找处理时空动力道路的理论失败”［36]。而他自己则坚持阶级分析的框架，将全球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机制与历史地理原则相关联，超越伍德等人宏大历史叙事、帝国谱系学论述及形态学的方法和冷战过后经济和军事政治的冗长案例研究，对全球化原则的新趋向进行了颇具想象的洞见，采取更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地理学批判路径，对新帝国主义实质进行后现代式的实践及动态追寻。在2003年2月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的克雷伦顿讲座出版之时，哈维就开始在日益升温的一系列复杂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的全球化背景下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他的任务是要在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扩张的促动下令人信服地直击“产生于所有乱流和极易挥发性表面之上深层次的转变”［37]，以此来理解与回应当代的全球状况。全球化、帝国及帝国主义是当前学界和公众领域炙手可热的话题［38]，而哈维对新帝国主义的探讨则具有独特性，他关注的是“资本积累内在时空动力学中帝国主义概念的形成问题”［39]，因此依据资本主义地理政治和地理不平衡发展的基本原理，采取空间的非线性的视角，穿越历史、经济、地理和政治，把民族国家之间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经济斗争的空间因素融合进去，将帝国主义看做是特殊的政治任务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表现了将地理学嫁接到文化研究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批判理论的适宜性与持久性。
新帝国主义是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这是哈维对当前全球趋势的诊断。这种新帝国主义表明了“一种国家与帝国政治以及空间与时间之中资本积累各因素进程两者矛盾的融合。前者是就那些权力基于领土控制、动员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之上达到政治、经济、军事目的而言，帝国主义是一项独特的政治任务；后者则是在时间和空间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对资本的控制和利用。”［40]对新帝国主义双重复合界定显然回应了其早期著作中的思想，如《资本的限度》，《后现代的状况》和《资本的空间》。而且，对新帝国主义实质，即权力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逻辑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则概括了他长期的努力，他企图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与时间和空间的意识形态及地理建构联接起来，这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帝国主义表现特质的后现代洞见。辩证、充满矛盾的新帝国主义将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推向一个又一个政治议程，也成为影响全球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新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的表现形式，新帝国主义形态的崛起虽然是和资本家阶级恢复与重建权力目的所发起的新自由反革命之间的内在的关联连在一起，但它仍带有且强化了原来帝国主义的特质。美国帝国主义逻辑仍在向世界各个方向延伸，仍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日益加深的剥削与掠夺。新帝国主义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来捍卫其统治集团的利益，达到追求利润和实现国家霸权的目的。“一个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的世界金融体系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强化了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南北问题，并使南方国家负债累累。”［41]哈维对新帝国主义的理解既是对新自由主义不平衡发展实质的空间洞见，也是对辩证法与动力学方法的极致运用。新自由主义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一种回归，马克思称之为“原始积累”。哈维则用一个去时间性的概念，即剥夺性积累描述资本主义掠夺本性，它的动力则是保持和增加利润以及找到资本大量积累的出路。资本主义为了确保其扩展而消灭空间，拥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总是希望能够将资本投资到可以产生最多利润的地方，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资本主义内在的本性剥夺性积累，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并无二致。
新帝国主义的核心实质是在“领土逻辑”推演下，最大限度地控制欧洲和东亚的石油供应，达到占领和控制那些具有地缘政治战略和策略的重要地理空间，维护其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全球霸权，这是空间实践的扩张。正如哈维指出，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之间的关系是变动的，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支配帝国主义的主要不是“资本逻辑”，而是“领土逻辑”，国家与资本的关系需要被重新理解。用全局、动态的眼光来看，就应该考虑到整个中东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而非仅仅孤立考虑伊拉克。对于造成吸收资本剩余障碍的一切竞争的空间区域，新帝国主义会不惜余力占领与控制、破坏与摧毁，而这也是全球经济及空间范围内不平衡发展的事实与结果。因为，新帝国主义就新在它的黄金法则，“追随着资本剩余，追寻那依附于其吸收或贬值的、以地理学和领土为基础的实践”。［36]
结语
哈维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是一种激进的马克思式的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它表达了明确的后现代地理及空间意识，“将历史叙事空间化，赋予持续的时间以一种经久不衰的人文地理学的视野”［42]，以地理学的丰富想象力迈向社会－空间辩证法，为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空间化了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进行激烈辩护，有着对社会生活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相互关系的空间化洞察和对资本转变与投机逻辑并存的深刻认识，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地理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批判人文地理学碰撞、结合的勇气和智慧。哈维的思想与其他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柯、列菲伏尔、詹姆逊等的思想相比，有着同质性的一面，是对历史决定论的超越与补充。它在资本主义语境中揭示时间与空间、历史与地理的交互作用，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式建立一种批判理论。但哈维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也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从空间入手打开禁锢已久的思想道路，建立起政治生态学的辩证法，从而在不同空间尺度中穿梭，以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式建构后现代地理学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当今帝国主义的实质及资本主义地理不平衡发展做出后现代的实践追寻。
【注释】
[1]R.Tarnas,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
[2][7][8][9][10][11][12][13][14][15][18][19][20][21][22][23][24][25][27][28]D.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Oxford: Blackwell, 1989, p.99,p.113,p.114,p.63,p.121,p.15,p.156,p.157,p.187,p.186,p.107,p.218,p.205,p.261,p.264,p.266,p.143,p.328,p.344,p.355.
[3]D.Harvey, “Marxism,Metaphors, and Ecological Politics”,Monthly Reviews,Volume 49,Number 11, April, 1998.
[4]D.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The
[5]D.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6]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第17页。
[16]M.Foucault,(1980), “Questions on Geography”, in C. Gordon (ed.),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077,p.70.
[17]M.Foucault,(1986), “Text/Contexts 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 16(1) (Spring),pp.22-27.
[26]D.Harvey, (
[29]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第49页；第91-104页。
[30]D.Harvey，“Social Justice, Postmodernism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and Regional Research 16, 1992.pp.588-601.
[31]I.Young,(
[32]D.Harvey,Justice,Nature and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33]Y.Halia,and Levins, R:Humanity and nature: Ecology, science and society,
[34]F.Capra, The Web of Life,
[35]J.White,Justice as Translation,
[36][39]D.Harvey, “In What Ways Is ‘The New Imperialism’ Really New?” ,HistoricalMaterialism,15(2007), p.59,p.58.
[37][40] D.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38]具体思想参见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2001），《聚群》（2004）；弗里德曼的《凌志和橄榄树》（2000）；科登的《当企业统治世界》（2001）；索罗斯的《索罗斯论全球化》（2002）；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满》（2002）；诺姆·乔姆斯基的《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2002）；蔡爱眉的《起火的世界》（2003）。
[41]Robert Wad, “Choking the South-World Finance and Underdevelopment”,New Left Review (38), March-April 2006.
[42]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第1页。
（摘自《哲学动态》2009年第8期。录入编辑：阿路）